来源： 东方今报
王建国上诉无门
女子被救助站保安猥亵后发疯 投诉三年无音讯
2003年9月13日，钱包丢失的河南妇女薛宝玲及其男友被南宁市救助站收容。当天深夜，她多次遭受救助站保安的长时间强制猥亵。此后，由于上诉无门、生活举步维艰，薛宝玲最终被逼成了一个疯子，至今无人过问。
钱包被盗，河南妇女救助站里饱受凌辱
2003年9月，时年40岁的薛宝玲同男友王建国到南宁开凉粉店。9月4日，两人从陕西铜川南下，两人装钱的皮包途中被盗。
两人在南宁火车站流浪了两天，多次试图扒车返回陕西，均被发现阻止。当年9月9日晚10时，两人摸到了南宁市救助站。
在救助站里，王建国住在一楼，薛宝玲住在二楼。当年9月13日夜，20岁的男保安马兴发3次只身进入薛宝玲所在的住室，对薛宝玲进行了令人发指的猥亵。
薛宝玲在2003年是这样向记者描述的：“夜里12时左右，我们3个女的刚躺下，马兴发就进来了，他用胳膊死死顶住我的喉咙，一只手伸到我下身乱抠。我竭力反抗，他威胁我说，在这里掐死一个人不算什么！”猥亵持续了10多分钟，薛宝玲默默流泪，其他两名女子躲在墙角不敢吭声。
凌晨2时，看了黄片后的马兴发欲火难耐，又跑到二楼。薛宝玲蜷缩在角落，仍被马拉出，又是长达20分钟的蹂躏。
凌晨4时许，马兴发又进入房间。用王建国的话说，这一次薛宝玲最遭罪，她身上的血不是滴下来的，而是马兴发的手带出来的……
事件发生后，王建国多次报案，均被救助站阻止。南宁市救助站的一名副站长劝王建国：“手插进阴部不算强奸，别说一次，十次八次都不算啥。只要你们不报案，不通过媒体，你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。”2003年9月15日，南宁市救助站站长李雪华、南宁市保安公司总经理冯绍淇称，公安人员说这不属于强奸，只是调戏妇女，最多拘留马兴发15天。当晚，救助站和保安公司给了薛宝玲1800元，打发二人回了河南。
因在救助站受凌辱，加之屡次受到阻止报案的惊吓，薛宝玲回河南后，半夜里不时发出尖叫，浑身发抖，说有人在卡她脖子、摸她。
一个多月后，王建国带着薛宝玲再次前往南宁，要求救助站给予治疗。
百般推脱，事发地法院拒不接受投诉
这一次，两人在信访部门的安排下，前往南宁市公安局报案，马兴发随后被抓获，此时距案发已一个多月。不料，救助站拒绝给予薛宝玲治疗。
后来，在南宁市信访局的协调下，薛宝玲被送往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，诊断结果为：重度抑郁症，中度焦虑症，建议立即住院。因救助站拒绝支付医疗费，薛宝玲住院27天后被赶了出来，从此断了药。
2003年12月9日，薛宝玲向南宁市新城区（后改称“青秀区”）人民法院递交诉状，要求南宁市民政局、南宁市救助站支付医疗费、生活费等损害赔偿费用。12月15日，南宁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，决定不予受理，理由是：“起诉人的请求属于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，应当以行政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条件。”
2004年1月13日，南宁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对保安马兴发提起公诉。2月10日，马兴发被新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
对此，王建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知情，“直到4月7日去新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南宁市民政局、救助站和保安公司时，才得知审判早就进行了”。
3月22日下午，南宁市救助站突然通知王建国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将二人赶出救助站招待所。
再次受辱，薛宝玲的精神彻底崩溃
2004年3月24日，是个雨天。上午9时许，王建国带上信访局的介绍信，领着薛宝玲，再去南宁市民政局要求食宿和治疗。
王建国和薛宝玲被挡在门口，徐邦兴站在四楼骂：“你不是能告吗，那咱们就通过法律渠道，法院判多少我们双倍给你，你到法院去啊！”
王建国回应：“徐邦兴，如果薛宝玲是你闺女、你妈，她这样了，你会不会管她？就是大街上的一条野狗，你会不会给它一点儿吃的？”
徐邦兴说：“我没这个义务，给狗吃都不给你们吃！滚！”民政局门口很快聚集了上百名群众，民政局于是拨打了110报警。
王建国回到民政局门口，薛宝玲已经不认识他了，“尿顺着裤腿往下流，一脸惊恐，手舞足蹈，到处乱跑，嘴里喊着，我没有犯法，我没有犯法”，薛宝玲从此成了一个疯子。
4次鉴定无果，上诉之路依旧漫长
为方便照顾薛宝玲，也为了名正言顺地替薛宝玲打官司，铜川市民政局于2005年8月19日给王建国、薛宝玲办理了结婚证。当时，铜川市民政局要求王建国写一份“坚决不离婚，照顾薛宝玲一辈子，直至自然死亡”的保证书，王建国毫不犹豫签了字。
2007年3月14日上午，一脸胡楂的王建国牵着双手被布条捆住的薛宝玲走进了《新民周刊》编辑部，薛宝玲的喉部不断发出“咿唛噢……”的声音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，两人身后跟着薛宝玲70岁的母亲，拉着他们的行李。
薛宝玲“胖”得走形，王建国说，这是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以及营养不良的浮肿反应。采访期间，薛宝玲一直低着头，目光呆滞，面部肌肉僵化，唾液不断从口角流下。
王建国说，从2003年到现在，薛宝玲做了4次省级鉴定，“他们就是不认可”，此次来沪是应南宁市保安总公司的要求，到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给薛宝玲做司法鉴定的。
显然，被告方在使用“拖延术”，不知道这次的鉴定结果出来后，对方又会怎样节外生枝。倘若法院最终将板子打在犯罪的保安身上，受害人即便胜诉，保安显然也没有多少支付能力，赔偿就是一场空。
今年3月16日下午，薛宝玲做完司法鉴定，被王建国捆着双手带上火车返回河南。《新民周刊》
好人一路相助 渴望法律援手 怒告民政官司至今无果
4月12日，记者根据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提供的地址，赶到焦作市一个县城的一处民房，找到了王建国、薛宝玲夫妇（应王建国要求，隐去了该县城的名字）。这是一座普通的民居，女房主姓戴。
记者提出要见王建国时，戴姨顿时警惕起来，当即反问记者的身份，从哪里来，要做什么？记者说明了采访意图，戴姨始终不信，直到记者当面拨通了王建国的手机，才打消了戴姨的顾虑。
她已完全疯了，嘴里只会反复嘟囔同一句话
“现在我总觉得不安全，生怕出现意外。”进入王建国的住房后，他解释说，他现在觉得对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出来，所以始终没有对外透露具体的居住地点，“还没有其他记者来过”。
在这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，除了两张小木板床、一张桌子、一个柜子外，再没有其他值钱家当，两口锅放在门口的角落里，几个番茄、几根发黄的蒜苗以及半壶油放在床前，让人感觉极其寒酸。
薛宝玲的精神状况让记者大吃一惊，记者走进屋内，看到薛宝玲赤裸着上身躺在床板上，没有任何避讳，常人的羞耻观念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，她嘴里始终嘟囔着同一句话，怎么都听不清楚，对于外界的反应也非常迟钝。
王建国解释说，薛宝玲在说“我没有犯法，我没有犯法”，她现在只会说这一句话，一天能说上千遍。
“她已经完全疯了，希望不要吓着你。”王建国说，薛宝玲意志减退、无法沟通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薛宝玲始终拿着一个带铃铛的宠物玩具在玩耍，并且烦躁不安，时不时就会坐起来。每当薛宝玲坐起来，王建国都会像哄孩子似的对薛宝玲说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咱没有犯法”，然后让薛宝玲躺下。
在薛宝玲的病历上，多个精神病医院都有类似的记录：“有突然间的冲动行为，无故脱衣服，抓打医护人员，有时还撕咬她的丈夫王建国。”
“好人”戴姨先后“借”给王建国八九万元
“有一次，薛宝玲犯病了，大声吵闹，情绪非常激动。王建国为了避免她打扰其他人，硬拉薛宝玲回屋，当时我就在现场。”戴姨说，薛宝玲死活不愿意，一口咬住了王建国的胳膊，王建国咬着牙，硬是没有甩开胳膊。
“事后我问王建国，你为什么不把胳膊甩开呢？没想到王建国竟然说：‘我要是猛一甩，把她的牙弄掉了咋办！’”
戴姨说，从那之后，她就开始可怜这对苦命的夫妇了。
戴姨说，她记得很清楚，2004年农历十二月廿四，王建国突然给她打电话，问能不能借几百块钱，他在医院里实在没钱了，连饭钱都没有了。戴姨马上给远在西安一家医院的王建国夫妇汇去了300元钱，之后一发而不可收。
“我给他们汇的每一笔钱都有记录。”根据戴姨提供的汇款凭据，记者粗略算了一下，单是汇给“薛宝玲”的，就有五六万元，加上其他方式的汇款，一共有八九万元。
“为了我，戴大姐的子女快和她翻脸了，他们不让戴大姐再借钱给我。”
王建国说，戴大姐是实在看不下去自己的苦生活才这样的，她一再叮嘱自己不要对子女说她借钱给他。
缴纳70元房租之后，王建国硬是在戴家从2004年8月17日开始，一直住到今天，水费、电费都没交过，甚至戴姨在自家菜园里种的青菜，全都归了王建国。
“我永远不会忘记戴大姐，没有她，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”提到戴大姐的好心肠，王建国哽咽着掉了眼泪。
王建国渴望 得到本地律师司法帮助
“我有信心看到太阳升起的那一天，我相信自己。”王建国说，他现在已经无法想象自己还将遭遇什么困难，经济拮据，导致无法对薛宝玲进行系统治疗，最大的困难则在于对司法援助的渴求，他“没有对法律失去信心”。
王建国说，他非常感谢广西司法部门给予的帮助，但他同时也明显感受到了他的代理律师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想得到本地律师的援助。“我知道我的要求有点过分，无论律师还是自己每去南宁一次，肯定都需要上千元的费用，这笔费用我又拿不出来。”同时，由于薛宝玲的身体状况决定了他一刻也离不开她，很难分身去司法部门寻求帮助。
对话《新民周刊》
这个健康的生命 原本不该凋零
今报：你关注这个事件已经4年了，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？
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杨江（以下简称“新”）：薛宝玲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，因为钱包被偷，她去救助站寻求救助，结果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凌辱事件，加之她后来在寻求司法救助的过程中又受到了非正常对待，有了心理阴影、精神恍惚，直至变成一个疯子。一个健康的生命一点点地凋零了，这个轨迹本可以避免。
今报：一个正常的维权过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艰难？
《新》：这也是我做报道时想搞清楚的地方，只是，由于南宁方面的救助站、保安公司、民政等部门都拒绝接受采访，我一直没有得到解答。
在我接触这个事件的过程中，有几方面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释：第一，起诉施暴人本应刑事附带民事，但受害人一直没有得到通知，民事赔偿方面缺位；第二，薛宝玲是司法救助对象，一些费用本应该减免，但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，竟然会因费用不到位，而视受害者自动放弃上诉；第三，为何南宁法院方面在被告方“没有充足证据”的情况下，还要求薛宝玲做司法、医学鉴定，个中原因耐人寻味。
今报：如何评价南宁法院方面的作为？
《新》：法院审理案件有固定的流程，直到今天仍没有最终结果，是非对错我不便下结论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：薛宝玲是无过错方，南宁民政部门、救助站、保安公司是负有连带责任的。
今报：你还会关注这起事件吗？
《新》：我会继续关注。报道出来后，我接到多个电话，愿为薛宝玲捐钱，有些女读者甚至是哭着给我说的。但王建国说，捐款是次要的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司法援助。
薛宝玲现在已经疯了，从医学角度讲，她恢复的可能性已经很小，由于长时间服用精神类药物，她的身体已被严重损害。抛开事件本身的真相不说，面对薛宝玲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尽最大可能对她进行治疗，这是她最迫切的需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