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崔亮

　　一名普通安徽农村妇女，为了儿子上大学，她欠下巨额债务；为了还清这笔沉重的债务，她携全家盗窃；为了不连累家人，她拒绝儿子的探视，在法庭上独自揽下全部责任。

　　庭审：母亲揽罪

　　11月14日上午，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庄严的审判法庭里，一个穿着印有“昌看”字样黄色服装的中年妇女面对国徽低着头，不时用颤抖的手摸一下自己的头发，但这一切丝毫没有缓解她紧张的心情。

　　这个女被告人叫谢侯姐，和其他被告人在法庭上极力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不同，面对法官的提问，她只是用“我认罪” 、“我同意”等词语表示。

　　由于在公诉机关谢侯姐就已经承认了全部的指控，在当天的审理中，法官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。检察官没有出庭，法官宣读了检察机关的起诉书，检察院指控——

　　被告人谢侯姐伙同其丈夫和女儿于2007年7月14日6时许、7月15日3时许，采用溜门入室的方法，分别到昌平区西关槐树巷、沙河镇西沙屯村等打工者的聚集地盗窃手机6部；笔记本电脑1台，经鉴定所窃物品共价值人民币330 0余元。公诉机关以盗窃罪向昌平法院对谢侯姐提起公诉。

　　由于谢侯姐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，整个庭审非常简短，当法官要求她向法庭做最后陈述时，一直不多说话的谢侯姐突然落泪，她一边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一边说：“我是个文盲，来北京找不到工作，我这样做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，请求法庭给我一次机会。”

　　由于事实非常清楚，法官当庭对谢侯姐进行了宣判，法院认定谢侯姐盗窃罪名成立，但考虑到她自愿认罪，从轻处罚，判处谢侯姐有期徒刑1年，罚金1000元。听到判决后，一直低着头的谢侯姐抬起头来对法官说：“谢谢法官，我认罪。 ”

　　欠债：母亲携全家盗窃

　　为了让儿子上学，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妇女竟然带着全家四处盗窃，这让人觉得心酸与不可思议。为了了解这起盗窃案背后的故事，在谢侯姐的案子宣判5天后，经过申请，我们得到了一个直接采访谢侯姐的机会。

　　当谢侯姐被法警带到指定的法庭时，面对采访的记者，谢侯姐一脸茫然，表现出极度的紧张。在刚开始时，谢侯姐一直在低声说：“我认罪啊，我不上诉啊。”为了能和谢侯姐拉近距离，我们和她聊起了家常。“我不懂法，再怎么也不能去偷，况且偷的还是跟自己一样的穷人。”谢侯姐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“后悔”，“我这个样子不能让儿子看到，我出去后一定好好做人。我不想让儿子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他刚大学毕业，有很好的前途，不能因为我而有负担。”

　　谢侯姐一直生活在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偏远的农村。她的丈夫李明(化名)是名搬运工，女儿李红(化名)初中辍学后打工。和其他农村家长一样，过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的谢侯姐，今年刚刚在合肥大专毕业的儿子是她唯一的骄傲。但是儿子3年的大学生活，也让谢侯姐一家欠下了两万多元的债务，对这个农村家庭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债。

　　听说北京好赚钱，今年6月，谢侯姐与丈夫、女儿和其他打工者一样怀揣着美好的梦想一起来到北京打工。他们租住在一个地下室内，月租金450元。一家3口，全靠着丈夫每天45元的工资生活。但残酷的现实很快让谢侯姐意识到，这个城市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容易生存。谢侯姐曾经试着在菜市场找过工作，但由于没有文化，谢侯姐找工作屡屡碰壁。一家人要吃饭，儿子的欠债要偿还，谢侯姐和她丈夫最怕到晚上，因为一到晚上他们一躺下就会想起那笔巨债，经常是夫妻两人背靠背叹气到天亮。

　　在谢侯姐一家隔壁租房的也是一对安徽夫妇，谢侯姐发现那家两口子白天不出去工作，而晚上经常外出，有时候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，在一次聊天中，他们无意中和谢侯姐说：“北京的打工者多居住在平房区，夜间睡觉不锁门，贵重东西随便放。”这句话让谢侯姐明白了那两口子是做什么的，也让她在那几天晚上反复地捉摸。

　　7月13日凌晨，谢侯姐叫醒家人说想去外面遛弯，让丈夫和女儿陪着她来到昌平西关的平房区内。谢侯姐让丈夫和女儿在路边等，说自己去找个熟人。她随后溜进一户没有关门的人家，从正在熟睡的主人床头，“拿”走了两部手机。

　　回家后，李明发现妻子放进柜子里的手机，问是哪里来的。谢侯姐先是支吾不语，后来便直言，是晚上从打工工人的房里“拿”的。这时，一向温厚的李明向谢侯姐大发脾气，之后他一天都没有理会妻子。但两天之后，谢侯姐又带女儿出门，李明紧随着她们出来了。“他是怕我们不安全，”谢侯姐说，“毕竟两口子结婚24年了，感情一直不错”。以后在每次作案时，李明从不参与，只是在门口静静地守着。

　　贫困，不是犯罪的理由

　　谢侯姐每次作案时，都让黑车司机把自己带到打工者多的平房区，由于对北京不熟悉，她总是让那个老乡把地名写在纸上，她给司机看。到现场后让丈夫和女儿在路边把守，自己进去快速找到屋里人的手机放进塑料袋中。一次，她还偷到了1 部笔记本电脑。

　　7月16日凌晨，谢侯姐一家打车到海淀唐家岭。她正在搜寻目标的时候，撞见了3个巡警。谢侯姐的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怀疑，她和丈夫、女儿一起被带至派出所。在派出所内，谢侯姐承认了自己的偷盗行为，但反复强调与丈夫、女儿无关。 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骗他们出来遛弯，是我一个人的罪。”8月14日，李明和李红被无罪释放。后公安机关在他们租住的地下室，找到了那6部手机和1台笔记本电脑，已发还给失主。

　　谢侯姐告诉我们，尽管自己家穷，但为了让儿子在学校安心读书，自己两年前还给他买了1部手机。在自己被送进看守所后，儿子曾经赶到北京，但是他没能见到自己。他托看守所的人把衣服和200元钱交给自己后，返回了合肥。后来还给自己写过信，说他在努力找工作，等母亲刑满释放后，要亲自把她接回去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

　　为了对谢侯姐一家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，我们向谢侯姐要她儿子的手机号，“我儿子没手机，要这个做什么？”一直在流泪的谢侯姐警惕地看着我们。

　　“你不是说给他买过手机吗？”我们问。

　　“我进来(看守所)时间太长，我忘了。”谢侯姐结结巴巴地说道。尽管我们一再向她解释保证，但谢侯姐一直不愿意告诉我们她儿子的手机号。我们最后放弃了这个努力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她在保护自己的儿子，是母亲的天性。

　　而在法庭宣判的几日后，谢侯姐的丈夫李明与女儿李红即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离开了这个吞噬了他们梦想的城市，回到了安徽老家。

　　在谢侯姐为供儿子上学去盗窃的事情被报道后，许多网友纷纷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。一些网友认为，谢侯姐盗窃财物事出有因，不应当判刑，应当让他们一家团聚。我们采访此案的审判员阎法官时，她指出，在这个案件中，谢侯姐实施犯罪的目的很明确，并且在这种目的的支配下实施盗窃，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《刑法》上规定的盗窃罪，是应当受到惩罚的。当然在定罪的前提下，法庭考虑到谢侯姐主动交待犯罪事实，以及她本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，作出了从轻的判决。“贫困是可以通过劳动去改变的，但不应当成为犯罪的理由”，阎法官最后强调。

　　(摘自《法律与生活》半月刊2007年12月下半月刊)